典藏

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的東亞館藏有近三十二萬冊中日韓原文書籍。

點選進入館藏檢索網OPAC系統

漢籍典藏

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擁有享譽國際的豐富漢籍典藏，有近二十三萬冊印本和三千件寫卷。自19世紀以來長期專注於收藏漢籍，因此本館藏品涵蓋了傳統中文知識的各個領域。

從數量到內容，本館藏品都充分展現了其卓越的藏書地位。其中，最爲珍貴者當推二十多件宋（960-1644）、元（1279-1368）珍本和百餘件明本（1368-1644），包括幾件可稱為僅存於慕尼黑的絕本。

三千餘件寫卷中包括佛經、道經、民間文獻、誥書、證書及地契。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三卷唐代（618-907）的敦煌書卷 。近兩千八百件來自華南、泰國、寮國以及越南瑶族的宗教文獻。

目前原文書籍的收藏重點在現代文本及民國前（至1911年）的最新研究文獻。此外，本館還收藏了大量的西文漢學專業書籍，這些書籍均由圖書館的採編部門負責採購。

自2011年起，本館的卡片目錄已轉爲網路檢索系統，所有中文書籍均可使用中文或拉丁字母（拼音）在館藏檢索網OPAC中查詢。

漢籍典藏歷史

十七世紀初

漢籍典藏歷史可追溯到十七世紀上半葉，最早的記錄出現在1558年由公爵阿爾布雷希特五世創建的巴伐利亞宮廷圖書舘(即後來的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的藏書目錄，目錄大約編纂於1618年。

與同時代其他王室一樣，維特爾斯巴赫世家族對異國他鄉的奇珍異物充滿濃厚的興趣。 自十六世紀起，漢籍典藏通過商人、遊客及傳教士傳入歐洲。 由於維特爾斯巴赫公爵是耶穌會士及其在東亞傳播活動的主要支持者，因此可以推測，十七、十八世紀期間，慕尼黑的巴伐利亞宮廷圖書館所收藏的中文書籍大多來自耶穌會士的饋贈，其中不乏在華傳教士自己纂刻的出版物。

十八、十九世紀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隨著耶穌會機構紛紛解散、世俗化運動的推進以及納入曼海姆宮廷圖書館的藏書，慕尼黑的漢籍藏品因此顯著增多。在此之前，漢籍典藏僅限於少量偶然流入慕尼黑的藏品，儘管其中不乏罕見的珍品。

然而，這種情況很快就發生變化：通過多次大規模的購入藏品，到二十世紀初，慕尼黑一躍成爲中國境外漢籍典藏最豐富的地方之一。 1830年，東亞學者卡爾- 弗里德里希- 紐曼(1793-1870)在廣東購得的3.500冊中文書籍被納入館藏；1851年又從意大利商人奧諾拉托- 馬圖奇(1774-1846)收購了2.700冊；1858年從法國東方學研究員艾提安- 馬克- 伽特赫梅赫手上收購的私人藏書館，其中含有近2.000冊中文以及滿文藏品。

二十、二十一世紀

1928至1929年間，喬治- 賴斯米勒(1881-1936)受德國科學緊急援助協會的委託，為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自1919年起改爲現名）直接從中國購置了近18.500冊中文書籍。

這批漢籍藏品熬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毫髮無損。而與遠東相關的西文書刊卻損失慘重。1953年透過購入漢學家及藝術史家卡爾- 亨策(1883-1975)的私人藏書，才得以填補二戰造成的大部分空缺。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由於預算充裕，漢籍典藏大幅擴充。至今，漢籍藏品每年仍以平均1.500冊的速度增長。

典藏概況

明末清初之前的中文寫卷及刻印本

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最早的漢籍典藏可按以下主題分類（參見Renate Stephan: 中文、滿文手寫卷及珍本。第二部分，慕尼黑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藏中文刻印本和寫卷。2014年斯圖加特。德國東方寫卷目錄，第XII,2冊，第XIV-XX頁）：

早期佛教刻寫本

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最早的藏品為佛經，即西元975年杭州雷鋒塔雕版印製的《寶篋印陀羅尼經》(Res/L.sin. C 590)。 藏品中最早的中文寫卷為673年 (Cod.sin. 4)，也是館藏的三件敦煌寫卷之一，另外兩件的編號為 Cod.sin. 89 及 Cod.sin. 90。

另外，本館還藏有一幅世界上早已絕版的《金版大藏經》(Res/4 L.sin. C 266) 以及一幀經折裝《西夏黨項文大藏經》 (Res/4 L.sin. C 267)。

特別值得一提的還有兩幅經折裝珍品《崇寧藏大藏經》 (Res/4 L.sin. C 247 und 248): 該藏經在中國零星不全，在日本則僅存少數完整版本。 Res/4 L.sin. C 248 註明印於1110年。 Res/4 L.sin. C 247則為特例: 一位捐贈者委託刻印《崇寧藏大藏經》裡《金剛經》的副本，該章節的捐贈記錄為1162年。 這部分經文版本被認為比整部大藏經更為稀有。

此外，漢籍典藏還包括元代的《普寧藏》和/或《磧砂藏》的一些經卷 (Res/4 L.sin. C 251-1 bis 4, Res/4 L.sin. C 299, 308, 309)。

早期道教刻印本和寫本

在爲數不多的道教印品中，元代建陽知名出版家族出版的《玉隆集》(Res/L.sin.C 632)首屈一指，書中鑑藏者的玉印寳璽大大提升了該書自身價值。

有兩部帶有書首插圖明刻本的扉頁上留有捐贈者標註的時間: 1439年(Res/4 L.sin. C 229)和1450年(Res/4 L.sin. C 219)。此二篇亦被收進《道藏》，但與本館收藏版本有異。

一部具有華麗前頁插圖以金色圖案繪於靛藍色背景的明代手寫本 Cod.sin. 136為磁青泥金寫經，其精緻作工和所提及的諸佛名號顯示這三幅卷軸在宮廷内抄寫完成，並可能作為皇上賜給某位重臣的禮物。

明代宮廷、國子監刻印本

本館典藏有不少出自明代的三大重要印刷機構，即：宮廷印刷廠(經廠，隸屬於司禮監)、南京國子監和北京國子監。

其中，朱熹研究《詩經》的著作、由司禮監印製的《詩集傳》是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唯一一部明殿本 (4 L.sin. I 85)。

至於《十三經》及《十三經註疏》的典藏，館內擁有三部北京國子監的刻印本：包括《論語註疏解經》(4 L.sin. C 282)、 《孟子註疏解經》(4 L.sin. C 283) 及《周易兼義》(4 L.sin. C 284)。 另外四部可以確定是明福建李元陽(1497-1580)刻印本，分別是：《周易兼義》(4 L.sin. C 157)、 《春秋穀梁傳注疏》(4 L.sin. C 281)、 《禮記注疏》(L.sin. C 639)以及《尚書注疏》(L.sin. C 641)。

百科巨著《玉海》(4 L.sin. Aa 50)是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所藏善本中唯一一部南京國子監刻印本，從書頁上可以看出是由不同時代的雕板印製，其中一部份為元代雕板，因此這是一部所謂的遞修本，也就是至少跨越了兩個朝代的版本。

明代的藩府刻本

明代藩府刻本在中國書史上具有特殊意義，明成祖永樂皇帝之時，藩王各府的政治影響力和軍事權被大幅削減，失去政治權力的藩王們轉而投入藝術和學術領域，這一轉變也體現在書籍印刷上。藩王大都資金雄厚，不用考慮成本，因此這一時期出現了數量相當且優異的印本、抄本。

本館藏有兩部此類珍本：《洪武正韻》(4 L.sin. A 122) 由其出版社名稱明顯可知，出自衡莊王朱厚燆以及出自唐朝藩地無標明具體出版時間的《文選》(4 L.sin. I 24)。

毛晉出版物

生於明末的著名的文獻家、藏書家兼大出版家的毛晉(1599-1659)不僅收購了數量可觀的書籍，而且部分書籍是自己選定出版的。他翻雕出版了許多早已失傳的宋、元原版文獻，使其得以流傳後世。

本館藏有毛晉於1628至1644年間製印的《十七史》(4 L.sin. D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7, 191, 192, 193, 197)，其中還有不少重本。 清初期（1648至1656），他修改了舊的雕版，1656年開始印刷。 該書的編輯整理跨越了明清兩個朝代，為名副其實的遞修本。

此外，本館還藏有其他大量毛晉本：除了十七史外，還有毛氏編輯的叢書《津逮秘書》(4 L.sin. Aa 308)、 《六十種曲》(4 L.sin. Aa 52)以及若干在他的汲古閣出版的藝術史類書(4 L.sin. K 121, 125, 142, 150 und 293)。

清代雕印及寫本

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的清代藏書呈現了這一時期中國書籍的代表性面貌，這些藏品已不再局限於中國政治與文化精英的作品，同時也包括來自南方書肆的各類文獻，由於中國較晚才系統性地收集這些文獻，因此，本館藏有很多中國國内圖書館缺藏的印本或寫本。

這一時期的收藏涵蓋精良的寫本及印刊本（武英殿本、官本、皇帝詔書、文書以及私刻本等等），同時還有所謂的民間和通俗文學書籍：長、短篇小説、唱本劇本、曆書、黃歷、常用百科、醫書、教義讀本和科舉應試資料等。 另外，圖書館還收藏了一些十八、十九世紀間中國為出口製作畫於俗稱通草紙的蓪草紙彩圖及畫冊。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十八、十九世紀的彩色套印本《芥子園畫傳》及《十竹齋書畫譜》，這些著名的畫冊代表中國彩色木刻印刷的巔峰，本館收藏了一些相當精美的版本（例如： 4 L.sin. K 290）。

西方傳教士的中文寫本及印本

同樣值得介紹的還有清朝中國傳教士的書畫。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存有27種，或手寫或印刻，均為傳教士在中國傳教時期的作品。雖然書中含有拉丁文或西文字母，但是所有雕刻都為傳統中式版印。

對於所謂的禮儀之爭，我們也有三部藏文(Cod.sin. 30重本 Cod.sin. 30 a, Cod.sin. 2931 以及 Xyl. 51)， 關於東西曆法的爭執也有一題(Cod.sin. 31)。 另有珍本如:《天主降生出像經解》，實為兩種不同的版本(Cod.sin. 23 und 4 L.sin. C 138)； 《格致草》(Cod.sin. 26)；《聖方濟各墓碑文》 (Cod.sin. 28)； 《康熙八年、十年耶穌會教士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上書清帝自辯文》(Cod.sin. 31)； 《奉天敕諭》即《清順治十年頒封湯若望之敕諭》 (Cod.sin. 112)； 《御製天主堂碑記》 (4 L.sin. C 136)； 《禮儀之爭文獻…》 (Xyl. 51) ；《綱鑑甲子圖》(2 L.sin. D 6) 以及《紅票》(Cod.sin. 2931)。 另外，館藏《中文拉丁文手稿》 (Cod.sin. 1)，尤爲推崇的1684年傳教士自用字典《漢西字典手抄本》(Cod.sin. 3)。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珍本《萬濟國華語官話語法》 (Cod.sin. 29)。該書共印40冊，現存世只有14本。

可以說，傳教士文獻出自維特爾斯巴赫王家藏書，或來自1803年至1804年間由於世俗化的衝擊被迫解散的修道院圖書館。 當然也有例外，如南懷仁自製的《新製儀象圖》(Cod.sin. 24) 則是收藏家漢斯- 亞當- 馮- 賴薩赫(1765-1820) 的藏珍。

參考文獻（部分）

Höllmann, Thomas; Friedrich, Michael (Hrsg.): Handschriften der Yao. Teil 1. Stuttgart 2004. [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Bd. XLIV,1]

Reismüller, Georg: „Karl Friedrich Neumann. Seine Lern- und Wanderjahre, seine chinesische Büchersammlung.” In: Aufsätze zur Kultur- und Sprachgeschichte vornehmlich des Orient. Ernst Kuhn zum 70. Geburtstag am 7. Februar 1916 gewidmet von Freunden und Schülern. München 1916, S. 437-456.

Rückert, Ingrid: „‚Die seltensten und kostbarsten Werke chinesischer Literatur’: Karl Friedrich Neumann als Begründer der chinesischen Büchersammlung an der Bayerischen Staatsbibliothek.” In: Saeculum60/I (2010), S. 115-142.

Stephan, Renate: „Die Erwerbung chinesischer Literatur für die Münchner Hofbibliothek.” In: Eikelmann, R. (Hrsg.): Die Wittelsbacher und das Reich der Mitte. 400 Jahre China und Bayern. (Ausstellung, Bayerisches Nationalmuseum, München) München 2009, S. 449-454.

Stephan, Renate: Chinesische und manjurische Handschriften und seltene Drucke. Teil 2. Chinesische Drucke und Handschriften in der Bayerischen Staatsbibliothek München. Stuttgart 2014. [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Bd. XII,2].

Tabery, Thomas: „Digitalisierung und Neukatalogisierung chinesischer Handschriften und Drucke der Bayerischen Staatsbibliothek.” In: Zeitschrift für Bibliothekswesen und Bibliographie ZfBB 63 (2016), 2, S. 82-89.

日籍典藏

日籍典藏約90.000餘冊，起於1950年代，主要歸功於以下幾個渠道：從班貝格葯劑師在日本橫濱購得的數十部明治時期(1868-1905)的印本、照片以及紙牌；1972年從荷蘭購入的190部明治前的印本；1986年以後從一位著名日本學者的私人藏書新增約700多種，共計2.654冊古籍善本，這些藏品多為早期珍貴印本或寫本。 其中最早的一部為約764至770年間的《百萬塔陀羅尼經》(L.jap. C 591) 。 而另一部是1615年送給徳川家族作爲結婚禮物的小説《源氏物語》(Cod.jap. 18)，這部精美手抄本完全可以說是無價之寶。

韓籍典藏

韓籍典藏量不大，近3000種，1900年以前出版的約610冊。 館藏韓國古籍善本絕大部分可追溯至十七世紀，特別藏品分別出自1236年至1251年間在江華島刻印的《大藏經》(4 L.cor. C 81)，其雕板至今仍保存在海印寺，還有1433年活字膠泥版印製的《鄉藥集成方目錄》(L.cor. M 7)。

數位化

德國科學基金會（DFG）資助的中文寫卷及印本數位化專案（2011-2015）

2011年至2015年，本館將館藏中最早、亦彌足珍貴的中文寫卷和印本重新編目並且全面數位化，這些圖書的出版年代從七世紀跨越至十八世紀。這項工作由德國科學基金會(DFG)資助，分爲兩個階段進行，總量約12.000函冊古籍，630件經折、卷軸、繪圖等其他出版物，後者大部分為手寫本，完成後產生將近1,1 Mio.(一百一十萬)張的數位圖像。

重新編目及數位化的絕大部分是印本，即雕板印刷品，而非手寫本。這主要得益於印刷技術在東亞的早期傳播與發展：現存最早的東亞印刷品可追溯到8世紀至9世紀，也就是說這項技術從宋朝（960-1279）起就已經被廣泛應用了。

DFG德國科學基金會古籍專案一期（2011-2013）

專案第一期於2011至 2013年間進行，重點在1650年之前的寫本和印本。

其中有20種（刊出年月不詳，以問號標註）分別為宋（960-1279）元（1279-1368）時期只印刷過一次的首刊本，也是圖書館最珍貴的收藏。這一時期的出版物多為早期佛教經典文本，後來已不多見，即使存世，也散落在世界各地。重新編目過程中，這些文本被歸為不同的經典版本。

此外，館藏的百餘部明代(1368-1644)刻印本也是專案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包含藩王刻本、明清兩朝遞修本等)，同時還有清代(1644-1911)西方傳教士所著、關於基督教和自然科學領域的著譯本，這些作品展現了中國書籍史中的獨特一景。

已經完成數位化的手抄本中包括三部唐代敦煌寫卷（618-907），無論内容還是外觀都是上乘珍藏，堪稱鎮舘之寳。

DFG德國科學基金會古籍專案二期（2013-2015）

2013年至 2015年的專案二期大部分出自清順治（1644 -1661親政）、康熙（1662 -1722親政）、雍正（1723 -1735親政）以及乾隆（1736 -1795親政）四位皇帝統治時期的刻印本，即清朝前期（1644 – 1911）的稀珍本，以及部分清朝寫本。

專案所選書籍頗見收藏價值：包含古籍珍本（武英殿本、官本、皇帝詔書、文書和私刻本等等），也涵蓋了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中的長、短篇小説、實用文學、唱本劇本、曆書、黃歷、常用百科、醫書，教義讀本以及科舉應試資料等。

另外，專案中還包括諸多十八至十九世紀不同版本的《芥子園畫傳》及《十竹齋畫譜》。這兩部畫冊被推崇為恢宏的史詩級巨作，是館藏木刻彩印藝術瑰寶。

此外還有其他大約40部寫本，包括皇帝詔令、文書、公文紀錄，作爲重要史料的紀要以及十八、十九世紀時為出口、製作精良的蓪草紙彩圖。

成果

完成的數位圖像將由本館與萊布尼玆計算中心（LRZ）通力合作永久存檔；在本館的館藏檢索網（OPAC）、巴伐利亞聯合目錄（Verbundkatalog Gateway Bayern）、全球聯合書目（WorldCat）、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以及東南亞、歐洲各大數位圖書館開放存取，亦可透過搜尋引擎上查詢，且以適合的方式展示：

卷軸及經折影像不僅可以隨意放大或縮小，還可以單張閲讀。按照每冊的結構特徵，如章節、序跋、圖片或收藏印章加以詳盡的編目，從而方便使用者細致入微逐一查詢。這些結構數據均整合至查詢功能。

與谷歌的數位化合作

自2013年起，本站還納入了十七至十九世紀出版的中、日古籍黑白數位版本，這是本館與谷歌公私營合作的結晶：中文圖書約一萬五千冊、日文二千餘冊。

自2017年底以來，本網站針對大部分已無版權（1870年以前的版本）的中國的刻印本及一定數量的寫本提供逐頁查閱功能，還提供大量無版權的日本書籍和一些韓國書籍，讓全球讀者可以免費在網上訪問歐洲地區最大的漢籍數位圖書館之一，網頁展示超過兩百萬張圖像。